在关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的同时，我们亦应注意该行政法规第3条的规定：医疗机构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

法律的生命在于运行，激励型法的运行既服从于法律运行的一般规律，也具有自身特殊性。马克思认为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阐述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利益占了法的上风……凡是在法曾给私人利益制定法律的地方，它都让私人利益给法制定法律{24}。

组织管理的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管理者的配合。当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惜，他们都未将这些激励类法律加以系统化，升华到法学理论的层面。我国最早的激励型法，倪正茂教授认为是夏启发兵攻打扈氏时发布的动员令，里面明确规定了用命，赏于祖{26}，用利益来激发士兵的作战斗志。政府保留介入权，如果大学未能通过专利许可方式进行技术转移，则由联邦政府决定如何处分该发明{1}。

根据法律的三大功能，即组织管理、惩戒和激励功能，可把法律分为组织管理法、惩戒法和激励法{18}。法律激励机制的逻辑关系可以归结为：在不同的环境下，法律根据个人的不同需要，通过刺激行为人的心理动机，规范其外在行为，使之达到预想的效果，合乎立法的激励目的。[60]随着我国民事领域《合同法》、《物权法》等基本法律的制定，民法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解释论的时代，学者开始围绕现实领域的法律问题，有针对性的解释法律，用以解决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的疑问。

[7]在2008年，他完成了已进行多年的民法典体系构建。法学方法论虽然主要是研究案件如何裁判，但并不能等同于裁判的方法，[24]因此，方法论既非‘法学的形式逻辑，亦非‘解题技巧的指示，不能将法学方法论技艺化。其一，司法的过程就是揭示事物本质的过程，司法三段论方法是没有作用的。另一方面，将法学方法论的内容限定在方法的适用不能形成司法的共识。

其三，司法三段论有助于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因此，法学方法论在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避免主观化问题上，应该：一方面，需要将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如何作为确定大前提的法律规范进行探讨，从而实现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的有迹可循。

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需要围绕司法活动中三个基本的问题展开，即认定案件事实、发现法律以及进行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连接，从而得出裁判结论。[41][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1页。随着杨仁寿《法学方法论》、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等著作的引进，这一学科的重要地位日渐得以重视并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归纳与抽象，法典的条文具有原则性与抽象性，加之广泛使用具有独特性的高度抽象与技术化的语言，若无系统的方法保障，常常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与分歧。

《法学方法论》的出版，不仅标志着我国法学方法论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平台，对世界法学方法论的理论研究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侯学勇：《法律论证的融贯性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64]代表性作品有梁慧星教授的《裁判的方法》、王利明教授的《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王轶教授的《民法原理与民法学方法》等等。而今天的立法成就与背后学者所作出的贡献紧密不可分。

在作为连接的目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法律规范与要件事实确定中，不仅涉及到逻辑推理，而且还涉及到价值判断。[4]如王泽鉴教授所言：我国法学一向疏于方法论之研究……致使法学之发达甚受限制。

许中缘：《体系化的民法与法学方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等。[73]在复杂的案件中，司法三段论的方法是不合适的。

价值判断是司法过程中必备的内容，正确的价值判断会使裁判导向正确的方向，错误的价值判断就可能使裁判结果偏离公正的方向。一、我国法学发展中的法学方法论定位 每种学科的方法论都是这个学科对本身进行的情况、思考方式、所利用的认识手段之反省。《法学方法论》正是以司法三段论为开展的中心，建立了法学方法论体系，这样既避免了法官司法方法论的盲目飞行，又使得方法论对司法裁判的制约具有可操作性与可检验性。[14]对于法学方法论的定位，是与法这个事物的反思紧密相关的。赞赏司法三段论的观点认为，只要一个具体事实满足这个规范所规定的所有事实要件，则可运用逻辑推理得出相应的结果。在方法论上，如果没有一个中心，就会导致方法论上的盲目飞行。

[50] 其二，在司法三段论中进行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进入到20世纪之后，有一些学者真正开始探讨中国的法学方法论的内容，这些散见于发表的论文与出版的专著中。

[19]同注1胡玉鸿引文，第1页。因此可以说，限制与规范法官的裁量权是法学方法论的永恒主题。

但就内容而言，缺乏应有的深度。反之，如果超越法律的整个秩序来谈个案的正义性，从而造成法律秩序的破坏与司法权威本身的损害是得不偿失的。

在法学方法论的发展史中，司法三段论在司法中的地位一直具有争议。如《中国物权法评注》就是该种方面的代表性作品。[53]同注52引书，第35页。连接是司法三段论的重要环节，也是司法裁判的中心工作。

[79]在《法学方法论》中，作者详细阐释了连接在司法三段论所具有的特点，并指出了连接所具有的目的就是：一为寻找最密切联系规则，将大前提中的规范要件和小前提中的事实要件最密切地结合。[45]在大前提的确定与寻找中，法律解释在沟通要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具有桥梁作用。

第二，围绕司法三段论，建立了法学方法论的有机体系。同时我们应看到，法学方法论的定位必须要合理认识法学方法论在中国法学发展以及国外法学发展中所具有的地位。

许中缘：论任意性规范，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1期。[77] 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司法三段论。

在此基础上，法官应当根据法律确定的价值体系进行判断，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价值体系的情况下，法官应当根据达成的价值共识来实现价值判断。[61]参见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四是妥当的裁判结论的论证。[69][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西方法典化国家在司法者相关法学方法论理论储备很充分并且司法技艺已经很娴熟的情况下，重新对法学方法论所具有的作用进行了反思。这从方法论的层面得出司法裁判结论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而且该种操作过程能够得以检视。

但遗憾的是，学者对法律论证理论的阐述，并没有将其作为司法三段论中的一个整体，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内容进行阐述，仍然没有走出既有的理论桎梏。法学工作的目标是发掘规范内在的一体性及其一贯的意义关联，并针对不同的案件情境将规范具体化。

其三，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连接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二是影响法官的权力的因素就是一般概念的运用。